2001年6月6日，某市公安分局为其在职职工向保险公司投保了“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保险单中约定投保单位每一在职职工主保险额为20万元，附加意外医疗保险额为1万元。

　　2002年2月23日，被保险人谢某在一酒店因意外情况导致颅脑严重损伤，24日被送往医院抢救，3月22日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。此后，谢某母亲作为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，要求赔付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。

　　经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调查，发现在被保险人住院病史中，现病史一栏记录有“患者约10小时前酒后摔伤头部”，供述人为徐某，并注明较可靠，另外在该院的出院小结中也再次记录“患者因酒后摔倒导致颅脑严重损伤死亡”。保险公司遂以被保险人属酒后摔倒所致事故，属保单中的责任免除范围，作拒赔处理，受益人对此不服，诉诸于法院。

　　在寿险理赔实务中，很多情况下，医疗机构的医疗记载是理赔决定的惟一依据，但由于医疗记载的特殊性，特别是病历中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等的证明力和证据效力的认定，在实务处理和保险纠纷诉讼中颇具争议，在此，笔者试从证据规则角度出发，通过一则典型的保险纠纷诉讼案例，发表个人见解。

　　双方意见

　　原告(受益人)对条款没有异议，只是认为该病史中关于现病史的陈述并非谢某本人亲自所述，而是由别人传闻再转述，认定不能作为证据。

　　被告(保险公司)认为，病史中关于被保险人酒后摔倒的描述虽来自于他人转述，但当时情况是被保险人被送至医院时，已昏迷不醒，所以要求其入院时向医生口述病情显然是不现实的，且医生在病史记录时特别注明，病史来源较可靠;另一方面，在医院的所有记录中都写明酒后摔倒所致外伤，因此被告认为医院的记录虽然是转述而来，但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判断，医院的记录是真实、客观的，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，所以证据具有证明力，被保险人情况属保单中的责任免除范围。

　　法院判决

　　法院认为，根据医院病史资料记载，谢某是酒后摔伤头部入院，也即是被保险人谢某摔倒与其饮酒有因果关系，该病历记录是谢某受伤后第一次入院的记录，虽然并非谢某本人亲自陈述，一般情况下亦能客观

　　3、传来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效力。根据证据规则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对于没有确切来源、无法判断是否可靠的传来证据，的确不能用来作为定案的依据;但对于有确切来源，且较为可靠的传来证据，还是应该认为有一定的证明力和证据效力的。医疗记载中的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等传来证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，医护人员主观记录目的，在于明确疾病的原因、转归等直接与疾病相关的内容，以达到有良好治疗效果，考虑到医患双方在这一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不管是患者对病情的叙述，还是医护人员对相关内容的记录，都是相当严谨的。

　　另外，鉴于目前医患双方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，以及新的医疗法规对病史的严格要求，医务人员在做出相应的医疗记载时，也是十分谨慎的，同时在住院病史的书写要求中，特别要求写明供史者是否“可靠”。因此，从传来证据角度而言，简单的一概认为所有没有客观资料映证的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等主观病史是不能用来作为定案的依据，是有所欠缺的。

　　4、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效力。根据证据规则，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，必须遵循以下规则：(1)间接证据必须真实可靠，对于每一个间接证据，必须查证属实;(2)间接证据必须与案件存在客观联系，对证明案件有实际意义;(3)间接证据之间必须协调一致，不存在矛盾;(4)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;(5)运用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明体系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的，具有排他性。

　　在以上案例中，病历资料作为间接证据、传来证据最终被法院认可，实际上就是因为保险公司遵循了证据原则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。根据以上分析，在保险纠纷的处理和诉讼中，对于从医疗机构中获得的病历记录，特别是主诉、现病史、既往史等主观病史的证据效力问题，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证据规则，根据其来源、可靠程度、表现形式、是否构成完整证据体系等从多方面考虑，判断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和证据效力。